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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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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翻译活动实践几乎同人类自身的历史同样悠久,自从人类有了语言实际上就有了翻译活动。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亚述帝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翻译。在公元前十八世纪的巴比伦王国时代,下达庶民的法律和政令需要翻译成多种文字,政事办理和法令的执行也常常需要译员的协作。较早有文字记录的翻译作品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希腊时代。当时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又称《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是目前已知的较早的翻译作品。后来陆续出现的以拉丁语翻译或改编的希腊荷马史诗及希腊戏剧作品也都表明正式的文字翻译活动在古代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谭载喜1991: 4)。同样,在我国有文献可查的翻译历史可以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翻译佛经算起。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以及后来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被视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高潮(马祖毅:1984)。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翻译实践活动始终未断,无数优秀的翻译家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摸索出大量实用的翻译技巧和策略,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翻译理论观点和学说。

同源远流长的翻译实践历史相比,翻译理论特别是系统性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则相对要晚的多。语言学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其著名的翻译理论专著《通天塔——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中曾提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翻译理论一直围绕着如“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意译”(free translation)和“忠实翻译”(faithful translation)这样的翻译方法问题进行毫无结果的争论(Steiner 1975/1998:318)。这意味着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绝大多数的翻译理论都集中在“怎么译”的问题上,并且将这一问题看作是翻译理论的全部。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各类翻译辅助工具(如机器翻译)的问世,翻译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翻译研究者方才逐步意识到“怎么译”的问题虽然是翻译中一个重要的论题,但也只是翻译理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翻译活动中的其它许多现象,例如,翻译对本民族语言的作用和贡献、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依据、翻译的目的、语篇类型与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翻译过程与人脑的语言机制及认知能力的关系、翻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等渐渐成为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课题。因此,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翻译理论在宏观意义和微观意义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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